恢复教会在宣教中的角色

巴西流·格拉法斯

我常常思考宣教（missions）的问题。我是一名牧师，也是一名宣教士，我也在一家教会的宣教委员会服侍——不过，我不在那里牧会。我每天都在思考宣教的事情。我信主时间很久了，已经有46年。当我在1973年开始读圣经时，就有些事开始困扰我。我发觉，像我这样的改革宗基督徒参与宣教的方式似乎与我在圣经中看到的不相符。虽然时过境迁，但这个问题依然困扰我。

与一些宣教 “专家 “的说法正好相反，上帝向世界宣教的心意是地方教会（local churches）——这其实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像保罗这样的人出去建立教会时，他的工作总是会与当地教会联系起来。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教会联合起来一起推动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要想忽视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你倒要大伤脑筋了。

这就使我陷入了困惑。如果地方教会是宣教的主体，那么是什么让改革宗的宣教事工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以至于现在鲜少像过去那样了呢？有少数小众的改革宗宗派比较接近这个标准，但绝大多数福音派（包括改革宗教会）都远非如此。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的宣教机构，无论是宗派的还是其他的，都是由个人、教会、信托基金和奉献基金组成的网络所支持的。地方教会与宣教士的实际生活和工作几乎没有关系，更不用说对他们进行监督了。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也并不神秘。按照流行的观点，基督新教的宣教史起始于早期教会的宣教。后来随着基督教等级制（hierarchical Christianity）的扩张，以及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建立，教会渐渐腐败最终迫使改教运动兴起，进而出现了基督新教、各种宗派、后改教时期的教条主义、教内的神学争论、支离破碎的现代主义，以及福音宣教精神的熄灭。但随后，志愿宣教团体开始纷纷涌现，且成效显著。再后来，西方基督教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宣教机构，使得基督教在十九、二十世纪全球范围内爆发式增长。如今，我们对这一基本机构进行了微调。我们去除了殖民心态（至少在理论上），然后让它继续运行下去。这样似乎就可以了。然而，并非如此，我对此仍不满意。

我们是否越过了《圣经》？新约中出现的基础架构在现代世界是否已经过时？其他的宣教史，诸如拉尔夫·温德（Ralph Winter）和鲍伯·布林科（Bob Blincoe）大力推广独立巡回宣教团体中的传教士和修士虚构的故事，扭曲了历史事实。还是让我们回到基本的观点罢。宣教是从早期教会中产生的，宣教和地方教会之间的联系是确定的。有什么变化发生，让我们不在乎联系二者的根本性真理？我找不到这样的变化。那为什么我们不恢复宣教和地方教会的这个联系呢？

一个标准且合理的回应，用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话说：“你再也不能回头了。” 我们已经在不同的轨迹上走得太远了，不可能从头再来——除非推翻现有的一切，  否则不能使我们现有的工作更符合圣经。或许，我们应该再加一点，教会其实并没有义务保持它在成立之初向外邦人宣教时所展现的那种爆炸性的动力。

为了避免变成一种自我理逻的无情炫耀，我提出几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应该忽视我的基本问题。我只提两点：首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讲述宣教历史的方式。我的意思是，当我们探讨基督教历史时，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我们是如何处理宣教这个部分的。例如，与其他历史相比，宣教史是一种现代的事物。在早期的研究中，宣教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而受到重视和处理。

基督教的历史是很古老的（我依旧不时阅读尤西比乌的著作）（译注：尤西比乌是基督教早期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宣教历史是二十世纪的现象。拉图雷特（Latourette）、尼尔（Neill）、沃尔斯（Walls）、彼得斯（Peters）等人的代表性作品都试图将宣教置于更大的背景中来探讨，但其焦点还是自然地落在了宣教上。结果是分开了宣教和教会。其实把宣教和地方教会分开是无益的，毕竟他们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让我来举例说明。基本上我认为上帝对世界宣教有三个维度。我把它们比作构成东方式小地毯（oriental rug）的三股线。这三股线是：一条垂直的线叫经线（warp），一条水平的线叫纬线（weft），在经线和纬线的交汇处打一个结，就形成一个绒面（pile）。换句话说，经线和纬线是基础，绒面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我对每个维度的定义是这样的：经线是可见的教会在圣约中藉着话语和圣灵对三一上帝的敬拜；纬线是教会的合一性和大公性，表明教会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教会的身份不是宗派性的，而是在基督里的共同身份和共同的核心教义产生的团契（communion）¹；绒面是教会宣教活动的展开，从那些对上帝有专一敬拜和奉献、活出圣洁身份的教会产生的。

总的来说，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合一、圣洁、大公和使徒性的教会，这就是从事宣教的教会。最后一点：教会的这四个特征从来不是描述教会“可能是什么”，而是描述教会“已经是什么”。因此，当我们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创造的身份时，宣教就产生了。

这其中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把宣教与当地教会的健康状况隔离开来，无论是差派的教会还是接收的教会。这也意味着，无论在任何宣教工场、发生任何事情，都必然影响差派者和接收者；也意味着，无论我们在当地教会有何创新性的举措，也将影响其他所有人。我记得有一个由一些宣教士和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举办的会议。在听完西方宣教士分享后，一位教会植堂者接着发言。他说，他知道宣教士把当地国家当作 “实验室”，但如果他们能偶尔咨询一下 “实验小白鼠 “的看法就好了。这话很刺耳，但它是事实。

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自己的现状，这是理解教会应该如何参与宣教的一部分。我们通常用远距镜头来观察宣教，但其实我们需要用广角镜来观察它。如果我们没有用教会本身的镜头来观察，就无法确定宣教的健康状况。以下十项观察直接影响教会的宣教：

1.西方人是营销偶像的奴隶。我们主要作营销，而不是制造；作广告，而不是生产。

2.我们是实用的诺斯底主义者（functional gnostics ），我们宁愿相信专家神秘的专业知识，而不愿亲自动手去做。

3. 我们陷入了一千七百多年来基督徒所面临的最大的身份危机。

4.地方教会正迅速变得与周围不信的世界无法区分。我们正变得无关紧要，甚至到了“完全透明”的地步。

5. 我们丢失了根本的身份：在周遭人中作反映和代表（ reflections and representatives）。

6.西方教会与全球范围内受苦、受逼迫的教会之间的鸿沟不但没缩小，反而在扩大。

7. 我们所做的短宣（short-term mission trips）并没有消除隔阂，无论是当地居民和我们之间的隔阂，还是出去的一代和观望的一代之间的隔阂。

8.大量的钱财用于维持宣教，而回报却在缩减。

9. 教义和神学的创作中心已经从地方教会转移到了独立或半独立的机构（宗派的或非宗派的）、学校和出版社。

10. 我们对新世界视而不见。我们仍然认为宣教是健康的西方教会为其他地方的人民谋福利的事情。宣教必须要从恢复教会的核心身份开始，而不是从摆脱它开始。有人认为，问题是宣教对地方教会来说责任过于重大。

当宣教伙伴关系（mission partnerships）的概念刚提出时(我稍后将讨论这个问题)，一些宣教机构和宣教士发出了许多反对声音。有人声称，地方教会没有能力评估宣教士的工作。这话说得很对，但这也是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结果。如果教会机构（parachurches）和更低级别的宗派机构主导了宣教，教会最终不会再胜任宣教的工作。问题是，”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更准确地说，”这是宣教应该有的样子吗？” 如果《圣经》是我们的向导，那答案就是否定的。

但是，既然自从十八世纪英国有形教会的失败转而拥抱宣教志愿团体，涌现出大量的宣教机构，如今我们是否“再也不能回家了”？十九世纪的教会决定让宗派机构而不是地方教会和长老会对宣教拥有权威，现在的改革宗长老会该怎么办呢？² 我们应该撤销历史上的所有决定吗？我们能吗？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但不必采取非此即彼的（all-or-nothing）极端方法。

如果合一、圣洁、大公和使徒性的教会是一个从事宣教的团契（koinonia），我们是否可以在不必召开普世会议、消除宗派的情况下确认这个身份？我认为，如果稍微重塑一下历史，我们就可以做到。我相信，我们有两种历史身份，可以作为阿里阿德涅之线（Ariadne’s thread）（译注：阿里阿德涅之线来源于古希腊神话。阿里阿德涅用一根线帮助雅典英雄忒修斯，走进迷宫杀死怪物，并沿着线找到来时的路走出了迷宫），引导我们走出地方教会与宣教相分离的迷宫。我们已经提到一个身份：早期教会（early church）。我认为我们需要拥抱的另一个身份是改革宗新教教会（Protestant Reformation）。

宣教历史学家有时会说，新教宗教改革对宣教没有什么支持。研究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如布拉德·格雷戈里（Brad Gregory）和卡洛斯·艾尔（Carlos Eire ）也这么说。宣教历史学家说得其实更严重。他们严厉地批评宗教改革，尤其把它与方济各会和耶稣会将基督教带到南美、亚洲和非洲的海外宣教活动进行对比。

在重建历史时，有些最基本的东西不应遗漏。比如，罗马天主教徒热心海外宣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天主教为了恢复其合法性身份，在罗马挖出了殉道者的尸骨， 以此证明其宣称是可靠的，就算那时它正在逼迫和杀害数以千计的新教徒。骨头、宣教和火刑柱， 所有这些都用来确认其身份。但新教徒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知道他们才是宣教的教会。罗马天主教在反改教运动中实施的迫害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新教徒会受到如此猛烈的迫害？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拒绝放弃他们的新信仰。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欧洲当作一个宣教工场。他们献身于向罗马天主教世界传福音。

这项工作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在欧洲各地建立教会来完成的。虽然迫害最终限制了宣教的成果， 但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宣教范围是多么广阔。宗教改革席卷了整个西欧、北欧、南欧、中欧和东欧。今天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波兰——都曾是新教植堂和传福音的禾场。甚至奥斯曼帝国（Ottoman Europe）也经历了改教运动。新教徒非常积极地建立教会，传播福音。在宗派主义出现之前，他们就这样做了。（译者注：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Treaty of Westphalia），标志着标志着欧洲一系列宗教战争的结束。此后，宗派主义开始出现。）他们在欧洲展开了纵横交错的合作宣教，一个地方的信徒竭力支援另一个地方的信徒。就连屠杀造成的新教难民危机也成了宣教的利刃锋芒。没有什么比改教运动更能体现早期教会的宣教精神了。

那么，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如果我们不能消除宗派和现代宣教模式，我们能否学习恢复改教时代的模式？我知道我们应该学习，也能够学习。推动地方教会接纳宣教，这是可能做到的。我们能否在教义认信相近的基督徒之间重新建立联合宣教事工？我称之为全球共建（barn raising。我相信我们可以，而且已经在做了。

我其中一个头衔是孟加拉国伙伴关系主席。 目前，有九个改革宗教会与孟加拉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Bangladesh，PCB）合作，以期推动教会植堂的兴旺发展。这是一个由穆斯林改革宗信徒组成的不断增长的宗派。这项工作最初是在孟加拉国开展，但从某种程度说，它现在正帮助我们所有人在生活和工作的上参与上帝的宣教。就像在改教运动中一样，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合作关系。每个人都参与进来，通过建立教会来推进福音的扩展。我们曾在穆斯林这块硬土上消耗了太多精力来建立宗派。每个人都奉献了物质、祷告、金钱，甚至到宣教禾场去。当然，除非你把这三者都投入到宣教中去，否则你不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孟加拉国长老会也每年至少来美国一次。这有两个好处。它让宣教禾场的居民告诉我们他们如何在自己的环境中制定和执行宣教策略。孟加拉国长老会也会对我们建立教会和福音布道的工作发表意见。我们完全不认为我们在美国所做的事情比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事情更优越。我们不能这样想。我们是和他们一起工作的。

当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在逼迫和苦难的环境中建立教会，我们会发觉他们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如果我之前分享的十项观察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尽一切所能寻求帮助。我们彼此倾听，因为我们已经获得倾听的权利。这不是钱能买到的。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宣教伙伴关系不过是一种神圣化的生意合同。我们则不然。我们有长达十四年的彼此奉献的关系。

孟加拉人有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关系：Bhai。 这个词是“兄弟”的意思，但它还有更多含义。字面上看，它可能指的是另一个同胞。稍微深一点的意思是用来指两个信徒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常见到的用法。但在这些之外，还有一个更深的内涵：用来指生死相依的关系。要想拥有这种关系，你必须亲自去争取。你必须付代价才能得到它。品格是这个关系的基础。不是每个人在我们的合作关系中都走到了那一步，但它的确是我们团契（koinonia）的核心。谁不想要这样的团契呢？除了那些自以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需要寻求帮助的可怜的灵魂之外！如果你想得到那个核心，你就需要听听我们的故事。我想你会明白它的特别之处。

以这种方式参与宣教的教会才知道，是他们在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他们的钱。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做。他们知道自己适合去哪里。他们知道相信什么，教导什么，以及实践什么。如果宣教士是这种合作关系的一部分而不是摆在中心位置，那么教会就能定位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如何与他们同工。这个设计方案就是为了促进双方的合作，而不是单单为了某一方的利益或者利用某一方。宣教机构以其便利性的优势，夺走了教会在宣教中的身份。然而，伙伴关系却可以恢复这个身份。

注释：

1. 古代的大公教会信条都没有简单地将 “大公性（catholicity） “与 “普世性（universal） “联系起来。这个称呼不只是地理上的，而是指信徒之间真正的团契相交。信条很可能起源于洗礼仪式。换句话说，你岂不是必须先确信哪些内容，才能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受洗成为基督徒？

2. 参考 Kenneth Joseph Foreman, Jr., “The Debat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Missions Led by James Henley Thornwell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839–1861,” 2 vols. (PhD Diss.,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7)。

作者：巴西流·格拉法斯

译者：Andrew Nie

作者简介：巴西流·格拉法斯（Basil Grafas），一名美国海外宣教士的笔名。
英文原文：https://www.whitehorseinn.org/article/restoring-the-churchs-role-in-mis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