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教会有两根支柱：弥撒和教宗，即敬拜和权力。这两大支柱把全欧洲统一。然而，到了十六世纪初，一位德国胖子修士酗酒过度、口出狂言、拎起斧子砍向这两根支柱。在了解马丁路德本人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看看影响路德改革的三大因素。

人文主义

没有人文主义，就没有宗教改革。人文主义（Humanism）其实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另一种说法。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这个标签是指不同于法律或医药的学科。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今天的世俗人文主义迥然不同。今天的世俗人文主义是一整套否定超自然实存的伦理系统。世俗人文主义要把现实禁锢在物质的范畴内。

文艺复兴更准确的解释是恢复优雅修辞、改革道德、重寻人类文明的来源。拉丁文ad fontes意思是“回到源头”。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试图回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高度，回溯到人类的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古代文明是理想的，因此他们追求艺术、建筑、文学、哲学、诗歌、法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次被视为经典。他们并非单纯的套用古代的模式，而是把古希腊-罗马文明当作典范，试图在当时所处的独特历史语境达到同样的高度。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清楚知道，他们与古典模范之间有着一道鸿沟：中世纪时期。中世纪这个词正是这些人文主义者们发明的。他们鄙视中世纪，诟病其缺乏才智与文化的进步。他们试图通过历史批判以及对文本的历史性/批判性的解读来超越中世纪时期，回到古典时期。在此之前，学者们通常都默认文本的真实性。而人文主义则非常严谨，通过检验笔迹、文法使用、写作风格、内容、外部验证等来评估文本的真实性。他们发展出一套处理历史的批判性方法，与中世纪学者形成鲜明对比。宗教改革家们就使用这些文本解释方法来处理圣经经文。他们不认为中世纪神学家的圣经注释是可信的。他们希望亲自弄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今天的文化总是试图寻找新鲜事物，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相信回到历史、回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才能找到通往知识的路。不仅在哲学、文学、修辞学等领域，甚至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当然，对于神学来说更是如此。富有改革思想的基督徒，不论是人文主义者还是非人文主义者，都看出十六时期早期的教会已经腐败堕落。改革教会的办法就是重新回到早期教父们的神学和属灵观。早期教父指的是第五世纪前后的基督教神学家。其中，奥古斯丁则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宗教改革运动则可称为一场为奥古斯丁而打的仗。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生于354年，卒于430年，曾在北非任职希波的主教。你们应该知道，奥古斯丁是在米兰信主的，他在米兰主教安布罗修的手下受洗。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把他一生都讲完，但是他的确是教会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人物。想要了解奥古斯丁，最好的切入点应该是他的《忏悔录》了。这本书可以说是他属灵生命的自传。奥古斯丁写作的时间和容量非常大，要想浓缩他的神学并不容易。有些专门研究奥古斯丁的学者认为，他的神学随着他人生轨迹发展变化，因此有人提出早期奥古斯丁和晚期奥古斯丁的区分。奥氏作品多到一个地步，你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引用一些内容来支持某项教义，同时从另外一些内容中可以找到反对这项教义的证据。这恰恰就是宗教改革时期发生的事情。例如，改教家引用奥氏来支持他们的圣餐论，同时罗马天主教也同样引用他来反对。因此，我们在阅读奥氏的作品时一定要小心。人们总是试图利用他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奥氏非常强调始祖的堕落。一些学者称其为奥氏神学的核心。这么说或许有些过头，但是堕落的教义的确是奥氏的人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奥氏相信始祖堕落使全人类死在罪里，在上帝面前有罪。人类靠着自己，无法做任何善事，更无法敬拜上帝。每个人都继承了亚当第一次犯罪的罪咎，每个人都有倾向邪恶的败坏本性，失去了受造时原有的公义。这被称为原罪（original sin）。奥氏在这项教义上最为人熟知的一句祷告是：“按你的旨意吩咐我，赐予我你所吩咐的”。在这条教义上，他与一位英国修士伯拉纠（Pelagius）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伯拉纠认为如果上帝命令我们去做我们没有能力完成的事情，那上帝就不是公义的。如果人类没有能力完美的顺服他，上帝就不应该命令人完美顺服他。伯拉纠相信，每个人生来都是无罪的，与亚当的罪咎无关。我们只不过生在一个有罪的环境，并且在亚当里有一个有罪的模范，我们都学着亚当的样子犯罪了；但是理论上讲，每个人都可以过一个完美无罪的生活。我们都有亚当在伊甸园里曾经有的那种机会。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义行来赚得自己的救恩，在上帝面前站立得稳。

奥氏反驳伯氏的人论，称获得救恩的唯一途径是上帝把救恩赐给罪人。救恩不是赚得的，而是上帝不根据功德赐给罪人的。人无法赚得自己的救恩，因为人生下来就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

总而言之，伯拉纠相信所有人生来无罪，都有能力行善来赚得救恩。奥古斯丁则相信所有人生来在亚当里有罪，灵性死亡，无法行善。救恩唯独来自上帝赐给不配得的人。最终，奥古斯丁赢得了这场与伯拉纠的辩论，这位大不列颠修士的神学思想在418年的迦太基会议和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被定为异端。随后出现了半伯拉纠主义，这种思想教导说人出生之后既不是无罪，也不是灵性死亡，而是灵性生病，只需要一些恩典来医治。在529年的第二次奥朗日会议上，伯拉纠主义与半伯拉纠主义一同被定为异端。伯拉纠主义和半伯拉纠主义在中世纪时期时常出现。

奥氏的救恩论在中世纪时期也经历过多次的复兴。但十六世纪早期的复兴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当然，当时有许多政治和社会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促成宗教改革的神学或者说哲学的因素，唯名论（nominalism）。

唯名论

在中世纪的神哲学中存在着一种张力，即现代之路（唯名论）和古代之路（唯实论）。我不是哲学家，我也不想问题搞得太哲学，但是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些基本概念才能抓住宗教改革的思想。唯实论是基于柏拉图哲学的一种思想。柏拉图哲学里有共相与殊相之分。这种思想认为，共相或者简单说抽象概念，有一个客观的、绝对的实存。我们之所以称一匹马为马，是因为我们对它的认知与一个共相里的“马”相对应。每个独立的“马“拥有“共相马”的本质。在唯实论里，我们对事物的名称取决于他们对应的共相。

这种看法与唯名论相反。唯名论认为共相或抽象概念只是名称而已，没有任何相对应的实存。宇宙只有殊相，没有共相。我们只是认知一些独立的个体动物，它们具有一些共有的特点，我们就把他们归类为“马”。没有共相的马存在，只有每个独立的殊相的马存在。现在我们回到圣餐的教义中来，不存在本质或者本体，只有外表，只有外部的特征。因此，我们直接随意给事物命名，这就是唯名论。

唯名论最好的例子就是汇率。一枚硬币的价值原本取决于它的材质和重量，是金子或者银子，多重等等。但是采用汇率之后，这枚硬币的价值就不是以其质量来定义，而是发行它的政府来规定它的价值。比如我们有1欧元的硬币，有5欧元的纸币，这些货币的制作材料本身没有任何价值。那些金属或者纸张本身不值1欧元或5欧元，但是我们使用的是被定义的价值。这就是唯名论。我们承认的价值并不是它们真正的造价。

在中世纪晚期，奥卡姆威廉及其继承者比尔（Gabriel Biel）的神学里，唯名论发挥了巨大作用。奥卡姆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因为上帝是绝对自由的，因此他就随己意行做万事。共相只是理论上的假设，是无益的。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帝乐意把它们做成这样。它们并不是与某些抽象的共相一致。奥卡姆批判阿奎那对上帝自由的限制。阿奎那认为上帝之所以把一事物做成某样，是因为该事物本身是某样。但是，上帝是自由的，上帝甚至可以叫他的儿子道成驴身。上帝做成某事的原因仅仅在于他的旨意如此。共相只是我们赋予的名称而已。唯实论与唯名论在救恩论中非常重要。从唯实论延伸到救恩论上，阿奎那认为，我们必须真的本身从本质上成为义时，上帝才能宣告我们为义。我们必须真的是善的，上帝才能认定我们的善工和功德。而奥卡姆、比尔等唯名论者则认为，上帝可以宣告任何他乐意宣告的事。当我们本为不义时，上帝也可以宣告我们为义。他甚至与我们立约，接纳我们本不完美的行为，将其视为可以赚得永生的善工。这些行为本身并非真的有功德，但是上帝视为如此。比尔说，“对于那些真心而行的人，上帝不向他隐藏恩典”。这被称为方济神学。所以你只管尽量行善，上帝是会接纳的。熟悉宗教改革的朋友也许会问，这并不是宗教改革的对称义的理解。

那么，唯名论到底和宗教改革有什么关系呢？马丁路德当时的神学老师们就是比尔的学生。路德曾经学习、背诵过比尔的注释，这在中世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路德称奥卡姆是“他的老师”，是“唯一懂辩证的人”。在路德早期的教学生涯，可以说他是个唯名论者。后来，路德慢慢离开这套哲学，但是唯名论哲学的训练，奠定了路德发现唯独因信称义教义的基础。没有唯名论，就没有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