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唯独圣经”的口号，在今天的教会里常被误解并滥用，用来支持因着个人私意解经导致偏离教会大公解经传统的教义结论，或者用这个口号来拒绝服从教会认信传统。这种错误的“唯独圣经”观被称为“圣经字句主义”（Bibilicism）。圣经字句主义就是借用圣经的权威来树立主观个人解经的权威。它有不同的表现。例如，一些人缺乏圣经原文的掌握和了解，凭着个人读经（往往不是原文而是译本）的经验和感受得出结论。或者，有些学者非常精通圣经原文，但他们不愿意把自己解经的结论与历史上教会公开宣告的解经结论相比较，或者无视后者，以自己的解经为最高权威，却不知不觉陷入陷入到历史上已经被教会否定的错误解经结论，或不自觉的受到自己所处思潮文化对他们解经预设的影响。
任何尽管改教家们坚持“唯独圣经”的原则，但他们所说的“唯独圣经”不是在说“我自己读圣经”；改教家们是说“我们与教会一起读圣经”，在改教家们的作品中，他们大量的引用教父们和中世纪神学家们的作品，来证明他们所得出的解经结论，并不是他们自己读经产生的创新想法，而是恢复并传承使徒所传的大公信仰。加尔文在回复红衣主教萨多莱托（Sadoleto）的信中坚决拒绝对方的指控，即宗教改革发明了新的教义和实践，相反，宗教改革的教义和实践要远比天主教更接近初代教会，这在东西方教父们的作品中已经得以证实。同时，改教家们毫不避讳的把他们的解经和教义结论写作成信条，作为他们对圣经真理的总结。因此，他们从未认为信条的写作和使用与“唯独圣经”的原则有任何的冲突。因此，提出“唯独圣经“的改教家们自己，并没有丢弃大公教会的传统、历史和权威，因此，他们才会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大公教会信徒”（catholic），而罗马不是真的大公教会。
在宗教改革时期，除了正统的改教家们（magisterial）之外，还有一些人自称参与宗教改革，但他们的思想和改教家们不是一路，他们被称为激进派（radical），其中包括重洗派（Anabaptists）、唯灵派（Spiritualists）、苏西尼派（Socinians）等。这些人起初是路德和茨温利的跟随者，但很快便偏离了。他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圣经字句主义（Biblicism）。他们利用了路德的“唯独圣经”的口号，以自己的个人解经作为标准，无视教会的大公传统和历史。
圣经字句主义由来依旧。早在初代教会时，亚流主义者们用圣经字句主义反对正统派所说的子与父“同质”（homoousion）的语言，认为这个词没有出现在圣经中。重洗派们用圣经字句主义反对婴儿洗、信徒合法的誓言等，认为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乔瓦尼·比安德拉塔（Giovanni Biandrata），莱利斯·福斯托·苏西尼（Laelius Socinus）和福斯托·苏西尼（Faustus Socinus）等人用圣经字句主义来反对教会传统上教导的上帝论，包括上帝的属性，如纯一性（simplicity），特别反对三位一体（trinity）的教义。他们反对教会传统的上帝的本质（substance）、位格（person）、生存状态（subsistence）的区分等概念。甚至还有重洗派领袖闵采尔用圣经字句主义来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6里所说的：“字句叫人死，圣灵让人活”，来否定圣经的权威。
由此看出，圣经字句主义是穿上“圣经”外衣的唯灵式理性主义（spiritualistic rationalism）。他的最高权威并不是圣经，而是个人的理性，而理性被视为纯粹的灵。这也不奇怪，拒绝婴儿洗并要求信徒不断重新受洗的重洗派，在教会论上也犯了过度实现的唯灵式末世论的错误。改教家们强调区分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在基督再来之前，有形教会永远不是完全的，绝对纯洁的。并且他们强调旧约时期与新约时期的有形教会的延续性，新约的教会没有完全与旧约的以色列切断联系，旧约时期的应许依旧是属灵的，新约时期的教会也是具有物质性。他们是一群百姓，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重洗派则认为旧约的应许不是属灵的，而是属地的、物质的，而新约教会是完全属灵。因此在新约教会里，所有人都必须是完全属灵的，完全纯洁的。因此，他们认为婴儿无法运用理性，因此不可能是属灵的，因此不能被纳入到教会中。那些跌倒的信徒也不是完全纯洁的，因此需要重新受洗才能被纳入到教会中。
福音派已经偏离了大公教会和宗教改革的传统，而不自觉的继承了重洗派和苏西尼式的传统。今天的福音派圈子里，流行着这种圣经字句主义。例如，在英语世界里目前被广泛阅读的系统神学作者古德恩（Wayne Grudem），在他的新奇的圣子永恒从属论（eternal subordination）中，也依旧是基于这种圣经字句主义。正如卡尔·楚曼（Carl Trueman）所说，在方法论上古德恩是苏西尼的后代。他忽略或默认拒绝了教会传统的上帝论中ad intra 和 ad extra区分，但在他认为自己完全中立的从圣经中解经产生结论时，却忘记了他的结论更接近巴特（Karl Barth）的观点，而不是教会大公的信仰。
再如19世纪出现的时代论的解经模式，强调只能用字面意义解经（literal sense），排除圣经不同书卷的体裁、文体类型的考虑，排除了教会千百年面对象征文学的解经经验，于是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时代论解经结论，这也是体现了时代论解经本身不稳固性。
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圣经字句主义？首先，我们要足够谦卑，承认自己并不是教会两千年来唯一能读懂圣经的人，因此我的个人解经不能作为绝对权威，我必须把我的观点相对化与教会历史中各样的观点进行比较。这就要求我们，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先要花时间学习查考。我们若想与历史中各样的观点对话，就必须具备对话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要掌握圣经原文的语法、词法、句法，解经的方法论（也就是释经学）的研究、掌握基本的历时性的解经结论，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系统神学的装备，也要有一定的历史神学装备。我们看到今天许多缺乏历史神学装备的系统神学家，自以为做出了突破或创新，其实只是不断的重复犯教会历史中的错误。
第二，还是谦卑。我们没有人能做到一生不犯任何错误。这就意味着，当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们曾经的结论是错误时，我们能够有谦卑的心，顺服教会和历史上其他肢体的劝诫和纠正。就如今天一些年长的神学家面对年轻神学家的批判时，非但不悔改，反而自恃自己的资历而不肯改正。我们应当学习奥古斯丁的谦卑，他说：“我们不要太骄傲，要在别人的帮助下学习该学的东西，要让我们这些受别人教导的人不骄傲、不嫉妒地把我们所得到的东西传下去。”（AUGUSTINE, De doctrina christiana, prol. §5 in Teaching Christianity, trans. Edmund Hilll, (New City Press, 1996), 105.）
最终，还是谦卑。当我们面对圣经字句主义者时，我们需要保持谦卑、温柔的心。我们要避免陷入“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样的思维。而是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配得，不是因为我们更优秀，而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应当以谦卑的心来帮助这些依旧受困于圣经字句主义的弟兄姐妹们，用圣经的话、教会历史的证据和明显的道理劝他们。而我们知道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人的心。因此，我们也应当谦卑来到上帝面前为他们祷告。就如上面奥古斯丁所说，我们要不骄傲、不嫉妒，才能把真理传扬。
作者：王一
王一牧师，改革宗初学者事工创办人。毕业于加州威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道学硕士专业（M.Div）。现任洛杉矶改革宗恩约教会（Covenant Chinese Reformed Church）植堂牧师（隶属安纳汉姆市基督联合改革宗教会（Christ Reformed Church）植堂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