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曾经说过：“改教家们的上帝，启发了无数威严、有力、完美的艺术作品。” 哥伦比亚大学的赖斯（Eugene F. Rice）教授也说过：“预定论和赦罪的恩典，这两个教义展现出世俗的想象力与16世纪对上帝威严的痴醉之间的差距。我们只能用历史的同情，来试着理解那个有着最敏感智慧的时代，在放弃自我、拥抱上帝全能的过程中，如何找到完全的释放。
当然了，我们不需要诉诸于历史的同情。毕竟，巴赫、亨德尔、门德尔松、伦勃朗、弗美尔、帕斯卡等人，以及现代世界的诸多伟大的学者，都有对上帝的信仰和异象，这信仰和异象今天仍与我们同在。它是不灭的宝藏，等待着，被另一代愿意在上帝启示的话语中探索它的人所发现。它曾涌动在诗篇作者的思想、心灵和想象力中，也曾给沮丧的耶利米带来希望。以赛亚欢呼，眺望远方，看见这异象，最后，施洗约翰宣告这异象说：“看哪，上帝的羔羊，洗净世界的罪。”使徒保罗常为了坚守教义而激动不已，甚至在讨论中常常偏离主题，停下来感恩、敬拜、赞美。解释过拣选、呼召、称义和成圣后，保罗说道：“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罗8：31）”换句话来说，这句经文有这样的含义：上帝的子民当敬拜、赞美、崇敬和喜乐，屈膝在上帝的面前。
这就是为何诗篇作者吟唱道：“我心里涌出美辞。”（诗45）看到了吗？情绪是你努力也强求不来的。它是那激动人心的宣告，那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所产生的结果，这消息让我们开始回应，我们的内心和身体是跟随我们的思想的。保罗也叫我们更新思想，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23：7）”。
“神学”，这个词让很多人害怕地避而远之，但其本身含义只是“研究上帝的学科”。你是否常常看到圣经邀请你来学习和默想上帝的属性和作为呢？整个诗篇都是对神的默想。如果你只想在圣经中寻找到快乐生活的方法或暗示，那你永不能体会到上帝启示中蕴藏的丰富和深度。这是一卷关于上帝的书，不是关于我们的。这是关于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在地上的工作，做成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即将做什么；而不是你我靠着敬虔和属灵经历，做成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即将做什么。
我为什么在一篇关于敬拜的文章中提出这一点呢？答案非常简单，我想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到，是圣经中所记录的内容决定了公共敬拜的方式，而不是你个人的属灵经历的内容。
宗教改革就是恢复了这种以上帝为中心的观点。在《尼希米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重新发现了上帝的话语，众民就都侧耳而听上帝的训诲和教导，从白天一直到晚上。宗教改革几个世纪之后，美国大觉醒时期也有这样的景象。
18世纪中期，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等人，开始用非常简单的信息在教堂和户外讲道。这就是上帝的异象和祂在基督里的恩典。人唯独靠恩典，唯独靠信靠基督来称义，他们的讲道中全是这样的内容，还有上帝的愤怒和恩慈、他的拣选、人类身为被造物的最终结局。这些向来都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教会不为下一代来恢复这笔财富，那教会就什么都不是。忘记上帝的那一代人，看过这些伟大的圣经经文后，重新悔罪并仰望耶稣，寻求救赎。这样做带来的影响非常巨大：除了大复兴以外，圣经神学被恢复，家庭里唱起诗篇、背诵教义，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罗格斯大学也在此时被建立起来。
然而，我们今天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影响社会了，只能引起文化的冲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比生活在宗教改革时期和大觉醒年代的人们对社会活动更感兴趣，可为什么人们对上帝如此冷漠，甚至在教会里也是如此呢？不得不承认，因为真正对上帝的敬拜太少了，我们没有传讲律法和福音，也没有传讲上帝在基督里所彰显的属性和作为。
第二次大觉醒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与第一次大觉醒不同，第二次大觉醒从“以上帝为中心”的“宗教改革神学思想”，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亚米念主义。当时有这样的神学思想：若传道者能找到正确的方法，被传的人有天然的力量来决定自己是否要信靠耶稣。这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人们。芬尼（Charles Finney），是一位19世纪中期的布道家，他曾经说过信仰是人的工作而非神的工作，全然败坏、上帝的拣选、基督的代赎、人称义唯独靠恩典唯独凭信心、童女生子等等，这样的教义都应随历史而被淘汰。芬尼称之为“新标准” (New Measures)，也是众所周知的“奋兴”。他曾说，布道者必须足够兴奋，才能促使一个人悔改和转变，芬尼非常坚持这一点。
在当时，这个本质实为异教的传道方法，只是偶尔才会出现，而教会时不时会用一下，但也会有一篇相对符合圣经的有关上帝和福音的讲道，并且敬拜的形式和风格也与信息相符。但最终，复兴运动还是把主日敬拜改变了，结果每次主日敬拜都沦为一次奋兴布道会。
教会成为“顾客至上”（seeker-sensitive），教会的使命就是非信徒自己认为的需求(felt needs)，这样的状况并非最近才出现。它根植于复兴运动的传统，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以上帝为中心，宣讲基督的，有实在内容的改革运动。
崇拜音乐比较
| 宗教改革时期 | 19-20世纪复兴运动 | |
| 目的 | 通过讲述救赎历史的故事，带领会众赞美和感恩。 | 19世纪：通过令人“兴奋”来唤起会众赞美的体验。 20世纪：娱乐对教义不感兴趣的会众。 |
| 内容 | 上帝，在基督里通过信心（知识、认同和信任）被会众所理解。 换句话说，内容是上帝在整个历史中对他教会的信实。 | 信徒个人对上帝的信实和敬虔，在情感体验中经历。 |
| 深度 | 决定于圣经启示的深度（用圣经解释人的存在，也就是说，对上帝的情感塑造了音乐，这些情感包括：爱慕和敬畏，顺服和恼怒失望，喜乐和悲伤，欢愉和苦难）。 | 决定于个人经历的深度（单一地着重于喜乐和胜利）。 |
| 质量 | 音乐质量和品质持久，基督徒和非基督都给与极高评价。 | 瞬时更新，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说，则是不断重复又乏味的音乐。（我们在20世纪对《奇异恩典》这首歌的贡献就是加上“赞美上帝”这句歌词，然后无限循环这一句。） |
宗教改革赞美诗举例
16世纪宗教改革的礼拜仪式反映了“改革”的愿望，而不是消除过去1500年来教会在敬拜中的表达。成为“圣洁、大公、使徒的教会”和“圣徒相通”之中的一份子，意味着敬拜不只是我们与此时此地相联，也是把我们自己联于上帝子民的整个历史。整个教会都在歌唱和赞美上帝，不论是在地上或在天上。为此，现代的路德宗和改革宗的赞美诗里包括了那些可以追溯到最早期基督徒的敬拜音乐。崇拜内容的中心由其蕴含的教义来突出：例如，在《三一赞美诗集》中，赞美诗的排列是根据教义列出，而不是根据标题列出。我们通过上帝的作为来认识祂，而不是通过个人的经历。这就是诗篇不断颂扬上帝之作为的原因。很多时候，在当代赞美音乐使用诗篇时，诗篇里人对上帝的回应被纳入，但诗篇里重复颂扬上帝工作的部分则被排除在外。
瓦茨(Isaac Watts)，《流血歌》：“嗟乎，我主为何流血？为何忍受死亡？为何甘为卑微的我，遍历痛苦哀伤？救主忍痛十架之上，果真为我罪愆？大哉慈悲！奇哉怜悯！广哉主爱无边！故当十架显现我前，我亦羞惭掩面，我心熔化，热烈感谢，悲伤涕泪流连。纵使流尽伤心之泪，难尝爱之心债，我惟向主奉献身心，稍报恩深如海。”
波纳(Horatius Bonar)《非我手所能做》: “并非我手所做，能拯救我灵魂；并非我的刻苦己身，能使我灵完整。并非感觉行为，使我与神和好；我祈祷叹息和眼泪，不能担我罪重。唯独你的大工，可除去我罪孽；真神羔羊，你的宝血，能给我心安宁。哦神对我的爱，非我对你的爱，能救拔我脱离黑暗，使我灵魂自由。”
复兴运动赞美诗举例
这些诗歌是关于“我”的，而不是关于基督的。当讲到基督的时候，都是祂在我身上做什么，我现在如何经历到祂，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祂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作为。甚至那些关于十字架的诗歌，也反映出道德影响代赎论（moral influence theory）的影响：“我爱慕亲爱的救主，当我想起他从天降下的爱，我就爱慕我的救主。”再如《有福的确据》：完全的顺服，完全甘甜，被提的景象，显在眼前；似乎有声音，从天而來，细說主怜悯，柔述主爱。完全的顺服，完全安息，与主时交通，何等福气；警醒且等候，仰望主來，充满主甘甜，浸透主爱。有些赞美诗的标题就能体现出“个人中心”的主题，例如《我奉献所有》，这些都足以让我们警觉。以下是更多例子：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我流荡已停止，永不再入迷途，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不再有众疑虑如黑云遮我路。”
《事奉耶稣蒙福》（It Pays To Serve Jesus）：“有时走天堂窄路，或会有凄楚，你在主里，一路必蒙福。”
《与我相交》（Commune With Me）： “与我相交，在基路伯翅膀隐秘处，我敬拜你……与你相会，在基路伯翅膀隐秘处。 ”
《在这个时刻》（In Moments Like These）： “在这个时刻，我向主歌唱，唱出一首爱的诗歌。”